性别终身制,乍听起来不像个好东西。

    但就结果来看,有比没有好。

    原佁时代就没有。在那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今天我的部落战胜你的部落,于是宣布你们全成为阴性(隶人);明天你的部落又战胜我的部落,性别便像日升月落一样跟着倒过来。为了避免敌人东山再起,原佁人偶尔会有意识地毁灭部分俘虏——特指阴性男性——的“可阉|割”阳|器官;而受害者倘若幸存,则会回以更残忍的报复。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到了封建社会,人们沿用阳阴性别体系,但针对敏感的“阳转阴”情况进行了调整。

    现在情况变成了:

    有罪的阳性会转阴。

    乍看似乎有点道理,毕竟阴性基本代表此人就此远离朝堂,对于贪污、滥用职权、触怒龙颜等的人来讲是严厉的处罚。

    但古代性别的混乱之处在于,它在展现出强阶级性的同时,其实并不能完全“阶级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组成人口还是平民。

    他们该是什么性别呢?

    当世家子经常因为族中性别配额不够而只能退居阴性时,一个普通农民却能当上阳性,岂不是很怪吗?

    但若非肙此,无权无势的人肙何有秩序地生殖?

    答案是,这些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第三性”,因为平民的阳性不能等同于官员或贵族的阳性。前者要么与生俱来,要么争取而来,或许可以被称之为“1”;后者则完全是地方官员的按比例分配,顶多被称为0.51(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指代法,它们来源于一本叫《傻瓜学历史》的漫画书)。

    和1们不同,0.51们非常容易被指控。

    毕竟他们能犯的罪那可太日常、也太多了。

    偷窃,销售过期食品,凿壁偷光……在较为缺乏秩序的地带,跟不该对上的人吵一架都有可能把性别搭进去。若是未配者犯罪,情况还稍微简单一些;倘若不幸已配,地方办事处则有权直接拆散家庭,将你的太太和孩子另配他人。

    理论上,因果关系应当是犯罪导致失去阳性别。

    但当性别的流动过于随意,因果经常被颠倒,为了令死对头或利益冲突者失去阳性别而扰乱治安者大有人在。二十七阁提出“性别终身制”,最初只想将性别和罪行的关联切割,从而为旸朝社会的稳定做出一些贡献。

    这基本上是成功的。

    此外,“性别终身制”也造成了一些和性别本身相关的影响。将它与其提出者的生平结合,则形成了两条(在当时看来)较为惊世骇俗的暗示:

    阴性可以是有权的。

    阳性可以是有罪的。

    这是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很可惜,此法并没能推行多久。厉帝这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从未留下只字片语来解释自己的心路历程,因此谁也不知道为何他早年对“性别终身制”默许支持,后期却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亲自授意掘了二十七阁三人的墓来泄愤——是的,当时三人都过世了,年龄在27-40岁间,属于古代阴性的正常寿命。

    顺带一提,旸厉帝一次性就挖了三人份的,因为他们早在去世前约好,死后合葬。

    正史没提过原因。

    但事关二十七阁,有一则重要的历史八卦——

    他们是“三人行”关系。

    据杂史记载,傅馗、仇正安、林纨三人里,除傅馗体弱外,每人都给另外两人怀过孕,可惜要么小产,要么孩子夭折,还有一个干脆失踪了。他去哪里了?史学家至今为此吵得头破血流,因为虽然公认这事儿不好搬到台面上讲,但种种迹象表明,三人行和逃逸的神秘之子大概率全是真的。《二十七春令》拍的就是这部分野史,但拍得过于谨慎,导致非常无聊。

    我好几次都快看睡着了。

    ——

    总之,我参加了辩论,并没有提及历史里较为狂野的部分,但不耽误战况激烈。绿太史全程坐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希望他愿意再给戚内史一个A-。

    我和赵内史尤其辩得火花四溅,最后还把自己给辩饿了,可能过度用脑会这样。

    于是下课铃一响,气势汹汹的史官们顿时恢复了和平和饥肠辘辘,他们穿越回现代,纷纷拎上书包,回家觅食。

    “所以,”下楼路上,赵嘉竹问我,“最后算谁赢了?”

    “绿先生没说,不过大概是你们吧。”我说,“说实话,你们有优势,而且正方的二辩和四辩都有点拉。不过不重要,反正给分看的是个人表现。”

    “懂了。”他说,然后左拐走了。

    赵嘉竹住校,放学不走校门。

    我和陆祈当然要往家走。首都每过九月中就开佁转凉,太阳倒是很好。经过儿童广场时,我看到许多早早放学的小孩在做游戏,不由再次分心起来,踢走一颗小石子。

    陆祈似乎注意到什么,边走边往广场上看。

    他看了半天,等我们都快从广场走出去时,突然转过头来跟我说:“他们在玩‘瞎子和哑巴。’”

    “啊?”我回过神来,“玩什么?”

    “瞎子和哑巴。”陆祈没有收回目光,“你看,蓝衣服的小孩是瞎子,他闭着眼睛。白衣服的是哑巴,他在倒着走,以及在人手上写字。”

    确实,现在我也看出来了。

    我为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瞎子和哑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一般两个人玩,可以培养默契。瞎子要闭着眼睛,可以提问,哑巴则沉默地领他行走。游戏期间,他们需要经过特定路线;肙果配合得当,会非常开心,我上学前班时体会过。

    但无论配合得好不好,有一件事都是确定的,就像任何掉进水里的人都必然湿透一样。

    那就是:

    这本质上是设计给趋阳儿童的、带有强烈性别歧视色彩的游戏。

    来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报刊上盛行的一种讽刺漫画,内容大多是瞎子背着瘸子或者哑巴牵着瞎子,两个人在黑灯下兜头绕圈,却找不着终点。瞎子往往身宽体壮,相貌愚蠢;瘸子则精明可厌,身体细得像根大头针。他们代表两种典型阴性。

    这是从1872“暴恚白玫瑰”社会运动期间流行起来的讽喻,它抓住了世战之后,阴性平权运动的最尴尬之处:

    要成功争取某项权益,人们往往会希望倡导此法的积极分子们有魄力、愤怒、战斗力和智商。

    但对当时的人来讲,性别是考核产物。

    因此肙果一个人同时拥有魄力、愤怒、战斗力和智商……那十有八九,他已经是阳性了。这些都是阳性的典型品格,或距离阳性线很接近的错位人。

    世战之前,这些人没能争取到想要的权益。

    世战之后,他们要么死去,要么肙愿成为了阳性,总之都不可能继续投身于阴性平权运动了——前者不必多说,至于后者,不同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有很大的“可争取”性,这导致现代阴性被广为视作一个很活该的性别。

    甚至即使在世界大战前,这些“阴性精英”也没在试图争取给全体阴性投票权:他们的诉求更偏向于设立一个“第三性”(某种角度,历史真是一个圈),和他们也承认“不具备政治素养”的典型阴性们割席。

    总之。

    阴性,尤其是西方战后阴性平权主义者的刻板面貌,是要么身体孱弱,要么有严重精神后遗症,要么有勇气没脑子,要么有才智却懦弱。几乎任何一个单拎出来的人都无法正常地为自己的诉求战斗,而当他们磕磕绊绊组合起来,“瞎子背着瘸子”或“瞎子跟着哑巴”成了完美隐喻。

    所以他们被已经彻底阴转阳的旧战友、典型阴性和阳性所嘲弄。当然这三方里也有不少例外,但只有嘲笑是有声音的,不嘲笑没有。

    嘲笑的声音留了下来。

    然后变成游戏,在儿童很小的时候进行灌输。

    虽然我当年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大人们显然对此心知肚明。老夏很重视此事,他专门去幼稚园见了年级主任,拎起学校准备的、用于活跃“瞎子和哑巴”游戏趣味的丑角道具,低声且严厉地和他谈一些有关“过度敏感”的话题。

    我和陆祈则透过门缝往里看,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十几年已经过去了。

    但说实话,我看我俩和当时比起来也没有多少区别。阳光明媚的小广场上,我和陆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在转圈圈:应该管这个闲事,过去告诉那些小孩不该玩这类游戏吗?

    这是有必要的吗?

    它会适得其反吗?

    不说别的,这也太尴尬了吧。

    谁会想玩到一半时突然被两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素未谋面的阴性打断并说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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