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温回到宿舍时，正好收到了乐队朋友们的消息。
距离11点的熄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学校生活区的浴室早就停止开放了。但格温受不了剧烈运动后内衣贴在身上的感觉，而学生浴室的门禁对她来说更是小菜一碟——其实愿景学院近几周已经出现了浴室闹鬼传言，据说安保人员总听到半夜有水流声，但进去检查的时候要么撞见兀自往外喷水的花洒，要么就只能瞟到一抹还未散去的湿热水汽，就是不见活人。“更夸张的是，安保和后勤不是从来没找到人影嘛，”斯图尔特津津乐道地在乐队的创作群里分享这则传说，她说学生之间在聊浴室传说的时候细节已经丰富到了质感真实的程度，“但后勤部门有位女士坚持声称她闻到了幽灵身上的山茶花味，于是大家现在都称呼愿景浴室的鬼魂为‘茶花女’。”
“山茶花不是茶花女的茶花，”格温用牙咬住连帽衫的拉链往下顺，这样就能腾出手打字了，“虽然学名里都有camélias，但山茶花是一种原产于亚洲的植物。”也许她该换一种洗发水了，格温想，如果下次还有帮日杂店驱赶收保护费的混混的机会，她可以问问工作人员能不能送她一套香型更大众一点的洗护用品，省得学校里半个月再冒出来五六个新都市传说。
“大植物学家！原来你也是看手机消息的。”即便此时已经接近后半夜，斯图尔特看起来也完全不困，这种大把闲暇而不用来睡觉的时间对蜘蛛侠来说是一种奢侈。她逮住了唯一一个醒着的队友发来了一条新闻：“看！可惜鲁索睡了，不然她看到这条新闻会高兴得尖叫……要不是我没和她住同一层楼我都打算直接去摇醒她。”
格温把脱下的连帽衫搭在上下床之间的竖梯横栏上，低头去看那条贝斯手转发来的新闻。
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算新闻。那篇文章并非依托于注册的正式媒体，而是一篇独立媒体人自主发布在公共平台的一篇通讯稿。
撰稿人的文字并不花哨，用词也相对简单，却流荡着充沛的热情。他书写的内容也只有一个——
“我们的腕带！”斯图尔特兴奋地在群里总结，“好吧，其实他并没有提到我们乐队，但这说明我们的活动是有意义的。”
一滴冷却的汗珠掉到了屏幕上，格温用指腹拂去。贝斯手言简意赅的概括令她心惊，而她拿起手机时，却意识到事情并不像她猜测的那样糟糕。
那是一篇记录纽约市民反抗精神的通稿。
其实在此之前，类似的宣传语调已经层出不穷了。虽然不同媒体对义警各执一词，但对邪恶六人组的批判总是相对占上风的声音。电视和流媒体平台播了无数个给纽约人加油打气的节目，幻想作家用虚构的故事告导读者常怀希望，纪实作家用非虚构写作记录巨大的不安和微小的心悸，还有胆子大的自媒体人会直播某些犯罪分子的行踪，以让出行的民众们尽量提前避开。这篇通稿置于其中原本并不显得那么稀奇。
然而它太详实了。撰稿者大概是个极其热爱摄影的人，他的相机就是他的眼睛，几乎记录下了他走过的一切路途。当然，他似乎还挺爱往危险的地方扎，于是那些干涸在脸颊上的泪光、呼啸的鸣笛、蝎人尾巴上的青绿色火焰、消防栓断裂后流淌于整个街道的污水……都变成了他记忆的一片夹页，而他要讲述给人听时就能将夹页完好不动地翻出来呈现。
比那些详实的影像素材更特别的是他选取的角度。他写的是物品，“在破碎与重建之中的人们创造出来的物品”，他这样强调。他写灾难后逝者的遗留物，丈夫给亡妻手指戴上的她出门前落在家里的戒指，裸露的公寓墙体里能一眼望见的奖学金申请表，没了玻璃的橱窗里衣服只剩半拉的塑料模特，高昂的未结的医院账单；他也写了市民们被改变又改变得不太多的平常事物，每天照样发行的报纸和充斥着邪恶六人组与义警报道的头条，时常大面积停运的地铁系统，涨了价的冷冻蔬菜粒，还有一夜之间登上小朋友们最讨厌动物的“秃鹫”、“蝎子”和“犀牛”云云；他还写了更多蕴藏着力量的新事物。
他写音乐，母亲唱给被救护车吵醒的婴孩的摇篮曲，临近万圣节时商店氛围乐里插播的特殊警情通知，社区里把邪恶六人组编进歌词里骂的饶舌音乐，还有年少的新生乐队为义警们写的歌——“这些音符在地下舞台唱响，但不会永远被埋藏于地下,”他这样描述，“曾经诞生过朋克摇滚和新浪潮的纽约，现在又因其痛楚而发源出了新的音乐流派。”
还有人们制作出来用以彰显各自情感和主张的事物，窗玻璃上的纽约城配色挂画和旗帜，百货超市卖脱销了的蜘蛛女面具和拳套模型，生长在大街小巷、从墙头蔓延到每一块地砖的喷漆涂鸦，以及腕带。
“腕带作为便携的个人标志物之一承载过无数种主张，如今它依旧如是，”撰稿者写在通稿的最后，他拍摄了许多足以标志出这个时期里重要事件的腕带，而各种各样的主张都凝聚在这些手腕上的色彩中，“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腕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腕带。”
格温早就该去浴室了。她之前出了汗，脱掉外套后体温流失得比以往快，但她仍然觉得心头热热的。
即便已经对这个撰稿人的身份心中有数，格温还是翻到了文章的信息页确认了作者的名字。彼得在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她，她怎么会看不出藏在字里行间却呼之欲出的意图？
如果画着蜘蛛侠徽记的腕带并不是少见的装饰品，而成为了某种民间潮流的话，那么想以此为线索追查出某个佩戴者的身份的图谋就失去了立足之处。
……但这也说明，有人在查她？
即使进入了后半夜，腕带乐队尚未入睡的也不止格温和斯图尔特二人。
琼默默地读完了乐队群聊中贝斯手和鼓手的新动态，却并没有回应任何消息，而是切到了和另一人的对话框。对面显示“typing”已经有一段时间，似乎想表达的内容太长，又可能在犹豫当讲还是不讲。
“我不觉得她是坏人，至少她在跑酷中绝对全力以赴。但是，”对面终于发来了消息，消息断成一截一截的，应当是已经筛选措辞过，“我在任务后检查了所需文件，发现她负责的那块硬盘里有一部分数据被抹掉了。”
“那部分数据的丢失并不影响我的计划，但我追源了文件修改的时间戳，发现抹除动作就发生在文件得手前不久。虽然可能那台计算机存在保密机制将文件内容设为了单宿主可读，别人强行拔取硬盘的那一瞬间它就会自动抹掉关键信息，但我仍然觉得存在更大的可能，”雷诺说出这个猜测前有些不忍，但这是他原本就受琼所托关注的人，“是她在取走硬盘之前主动删掉了一部分文件内容。”
琼的心脏砰砰直跳：“是什么内容？”
“我不确定，”雷诺的回复很直接，“不过我能通过文件内容的字母索引来判断丢失内容大致包含的关键字……她负责的那块硬盘包含了章鱼生物科技对往来合作伙伴或敌人的调查资料，在这个范围内，如果非要做出推测，那么我认为她抹掉了一段和徘徊者有关的记录。”
腕带乐队写了更多的歌。
许多是即兴的小曲，但即兴并不是她们在缺乏明确创作思路时用来打发时间的尝试。恰恰相反，她们的灵感多到来不及细化，有时候只能草率地塞在一首临时的五分钟即兴里，鲁索用便携录音笔记录下了所有这些不经打磨又才华横溢的创作，斯图尔特会存在手机里反复嚼着听，啧啧称叹“如果我到三十岁时才思枯竭一个音符都想不出来，那这支录音笔里存的demo也够我吃老本吃到七十岁。”
她们有时也会应邀去曼哈顿或者皇后区的小型音乐厅演出。在一群大学生社团和职业音乐人之间，她们是少有的高中生乐队，但不论台上还是台下都没有人敢小瞧她们。起初有人只知道那位声音肖似4 Non Blondes主唱的吉他手，然而但凡真正听过她们的歌的人都不会对其中任何一人产生面目模糊的印象。
贝斯手很灵，她时常带着一种对旧纽约的离思与怀想，总会在人始料不及之处杀出一道有些刺耳的离调，令听者别过耳去，像在躲一剂输液时的针扎。
那个雀蓝色头发的键盘手是这支乐队的灵魂。她写的歌曾经被三流听众总结为“有一种女摇滚创作者特殊的非主流味道”。那时正好轮到一段键盘solo，台上听到这句话的她直接停了下来，将这段solo变成了一段极为漫长的空白。台上的四个人齐刷刷地盯着那名观众看，引得不知情的人也看向那名观众，全场人就这样瞅着他看足了八个八拍。然后键盘手笑了一声，用指甲刮出滑音，进入了一段和之前演奏完全不同的和弦——她们中断了原本的表演，在键盘手的提示下临时创作了一首《老娘就是主流》作为回应。
至于鼓手，没有人会忘记那个鼓手。曼哈顿东村的韦伯斯特音乐厅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打击乐比赛，有人伸长了脖子翻出历届参赛选手名册，认为腕带乐队的那位鼓手必在其中留下过姓名，却总是空手而归。有人观察过她的双跳连击，许多鼓手曾被诟病为了追求速度利用巧劲而造成重音不匀，但她的击打纯熟又平衡，漂亮且干净，而且看起来她从来不会累……“她的鼓点会让我想到蜘蛛侠降临的那个夜晚的暴雨”，有人看得出了神，“鼓手的每个细胞都在呐喊，但她没喊，是她的鼓在替她喊。”
她们的歌在叹息，像水底的人呛出最后一口氧气，她们吐舌，像尝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后不习惯地想要洗净舌苔，她们尖叫，一如暴女运动时期的地下演奏者们拔腿狂奔奔走三十年奔上了现在的舞台。
台下离她们最近的那一排，伸出双手律动时几乎能碰到琴弦上飞舞的腕带。有些人也读过关于腕带的报道，或许会疑心那篇报道的作者是否也曾被她们的音乐启迪，还是说她们在读过报道后欣然拾起了这些理想，又或是这是一场不谋而合的殊途同归。
唯独琼在私下相处时变沉默了一些。这种沉默并非显而易见，键盘手和贝斯手似乎习惯于琼这种状态，将它称之为“季节病”——“许多纬度偏高地区的人在进入冬季时都会陷入的低落状态，毕竟日照变短了，低温又会持续消耗身体的热量。况且她是老家在热带地区的拉美裔呀，反应会更剧烈一些，去年这时候她也这幅鬼样子，但骄傲月的时候她就好了。”面对格温在即兴排练的闲谈里的疑问，斯图尔特这样解释。
“哦。”格温若有所思地点头，在她的作曲笔记本上勾了两笔，将前一天谱好的那段旋律命名为了《季节病》，打算在冬天过去后作为礼物唱给她听。这个纽约的骄傲月在4月中旬，和大部分宇宙的纽约有些偏差，但即便生活不太好过，人们依旧将pride parade坚持了下来，一些议程并没有因为另一些危机更为紧迫而被弃之一旁。
琼似乎默认了斯图尔特的这种解读，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朵有些萎靡的热带花。她盯着格温写字时晃动的手腕，玫粉色的荧光在衣袖下若隐若现：“你不表演的时候也一直戴着它。”
距离11点的熄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学校生活区的浴室早就停止开放了。但格温受不了剧烈运动后内衣贴在身上的感觉，而学生浴室的门禁对她来说更是小菜一碟——其实愿景学院近几周已经出现了浴室闹鬼传言，据说安保人员总听到半夜有水流声，但进去检查的时候要么撞见兀自往外喷水的花洒，要么就只能瞟到一抹还未散去的湿热水汽，就是不见活人。“更夸张的是，安保和后勤不是从来没找到人影嘛，”斯图尔特津津乐道地在乐队的创作群里分享这则传说，她说学生之间在聊浴室传说的时候细节已经丰富到了质感真实的程度，“但后勤部门有位女士坚持声称她闻到了幽灵身上的山茶花味，于是大家现在都称呼愿景浴室的鬼魂为‘茶花女’。”
“山茶花不是茶花女的茶花，”格温用牙咬住连帽衫的拉链往下顺，这样就能腾出手打字了，“虽然学名里都有camélias，但山茶花是一种原产于亚洲的植物。”也许她该换一种洗发水了，格温想，如果下次还有帮日杂店驱赶收保护费的混混的机会，她可以问问工作人员能不能送她一套香型更大众一点的洗护用品，省得学校里半个月再冒出来五六个新都市传说。
“大植物学家！原来你也是看手机消息的。”即便此时已经接近后半夜，斯图尔特看起来也完全不困，这种大把闲暇而不用来睡觉的时间对蜘蛛侠来说是一种奢侈。她逮住了唯一一个醒着的队友发来了一条新闻：“看！可惜鲁索睡了，不然她看到这条新闻会高兴得尖叫……要不是我没和她住同一层楼我都打算直接去摇醒她。”
格温把脱下的连帽衫搭在上下床之间的竖梯横栏上，低头去看那条贝斯手转发来的新闻。
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算新闻。那篇文章并非依托于注册的正式媒体，而是一篇独立媒体人自主发布在公共平台的一篇通讯稿。
撰稿人的文字并不花哨，用词也相对简单，却流荡着充沛的热情。他书写的内容也只有一个——
“我们的腕带！”斯图尔特兴奋地在群里总结，“好吧，其实他并没有提到我们乐队，但这说明我们的活动是有意义的。”
一滴冷却的汗珠掉到了屏幕上，格温用指腹拂去。贝斯手言简意赅的概括令她心惊，而她拿起手机时，却意识到事情并不像她猜测的那样糟糕。
那是一篇记录纽约市民反抗精神的通稿。
其实在此之前，类似的宣传语调已经层出不穷了。虽然不同媒体对义警各执一词，但对邪恶六人组的批判总是相对占上风的声音。电视和流媒体平台播了无数个给纽约人加油打气的节目，幻想作家用虚构的故事告导读者常怀希望，纪实作家用非虚构写作记录巨大的不安和微小的心悸，还有胆子大的自媒体人会直播某些犯罪分子的行踪，以让出行的民众们尽量提前避开。这篇通稿置于其中原本并不显得那么稀奇。
然而它太详实了。撰稿者大概是个极其热爱摄影的人，他的相机就是他的眼睛，几乎记录下了他走过的一切路途。当然，他似乎还挺爱往危险的地方扎，于是那些干涸在脸颊上的泪光、呼啸的鸣笛、蝎人尾巴上的青绿色火焰、消防栓断裂后流淌于整个街道的污水……都变成了他记忆的一片夹页，而他要讲述给人听时就能将夹页完好不动地翻出来呈现。
比那些详实的影像素材更特别的是他选取的角度。他写的是物品，“在破碎与重建之中的人们创造出来的物品”，他这样强调。他写灾难后逝者的遗留物，丈夫给亡妻手指戴上的她出门前落在家里的戒指，裸露的公寓墙体里能一眼望见的奖学金申请表，没了玻璃的橱窗里衣服只剩半拉的塑料模特，高昂的未结的医院账单；他也写了市民们被改变又改变得不太多的平常事物，每天照样发行的报纸和充斥着邪恶六人组与义警报道的头条，时常大面积停运的地铁系统，涨了价的冷冻蔬菜粒，还有一夜之间登上小朋友们最讨厌动物的“秃鹫”、“蝎子”和“犀牛”云云；他还写了更多蕴藏着力量的新事物。
他写音乐，母亲唱给被救护车吵醒的婴孩的摇篮曲，临近万圣节时商店氛围乐里插播的特殊警情通知，社区里把邪恶六人组编进歌词里骂的饶舌音乐，还有年少的新生乐队为义警们写的歌——“这些音符在地下舞台唱响，但不会永远被埋藏于地下,”他这样描述，“曾经诞生过朋克摇滚和新浪潮的纽约，现在又因其痛楚而发源出了新的音乐流派。”
还有人们制作出来用以彰显各自情感和主张的事物，窗玻璃上的纽约城配色挂画和旗帜，百货超市卖脱销了的蜘蛛女面具和拳套模型，生长在大街小巷、从墙头蔓延到每一块地砖的喷漆涂鸦，以及腕带。
“腕带作为便携的个人标志物之一承载过无数种主张，如今它依旧如是，”撰稿者写在通稿的最后，他拍摄了许多足以标志出这个时期里重要事件的腕带，而各种各样的主张都凝聚在这些手腕上的色彩中，“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腕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腕带。”
格温早就该去浴室了。她之前出了汗，脱掉外套后体温流失得比以往快，但她仍然觉得心头热热的。
即便已经对这个撰稿人的身份心中有数，格温还是翻到了文章的信息页确认了作者的名字。彼得在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她，她怎么会看不出藏在字里行间却呼之欲出的意图？
如果画着蜘蛛侠徽记的腕带并不是少见的装饰品，而成为了某种民间潮流的话，那么想以此为线索追查出某个佩戴者的身份的图谋就失去了立足之处。
……但这也说明，有人在查她？
即使进入了后半夜，腕带乐队尚未入睡的也不止格温和斯图尔特二人。
琼默默地读完了乐队群聊中贝斯手和鼓手的新动态，却并没有回应任何消息，而是切到了和另一人的对话框。对面显示“typing”已经有一段时间，似乎想表达的内容太长，又可能在犹豫当讲还是不讲。
“我不觉得她是坏人，至少她在跑酷中绝对全力以赴。但是，”对面终于发来了消息，消息断成一截一截的，应当是已经筛选措辞过，“我在任务后检查了所需文件，发现她负责的那块硬盘里有一部分数据被抹掉了。”
“那部分数据的丢失并不影响我的计划，但我追源了文件修改的时间戳，发现抹除动作就发生在文件得手前不久。虽然可能那台计算机存在保密机制将文件内容设为了单宿主可读，别人强行拔取硬盘的那一瞬间它就会自动抹掉关键信息，但我仍然觉得存在更大的可能，”雷诺说出这个猜测前有些不忍，但这是他原本就受琼所托关注的人，“是她在取走硬盘之前主动删掉了一部分文件内容。”
琼的心脏砰砰直跳：“是什么内容？”
“我不确定，”雷诺的回复很直接，“不过我能通过文件内容的字母索引来判断丢失内容大致包含的关键字……她负责的那块硬盘包含了章鱼生物科技对往来合作伙伴或敌人的调查资料，在这个范围内，如果非要做出推测，那么我认为她抹掉了一段和徘徊者有关的记录。”
腕带乐队写了更多的歌。
许多是即兴的小曲，但即兴并不是她们在缺乏明确创作思路时用来打发时间的尝试。恰恰相反，她们的灵感多到来不及细化，有时候只能草率地塞在一首临时的五分钟即兴里，鲁索用便携录音笔记录下了所有这些不经打磨又才华横溢的创作，斯图尔特会存在手机里反复嚼着听，啧啧称叹“如果我到三十岁时才思枯竭一个音符都想不出来，那这支录音笔里存的demo也够我吃老本吃到七十岁。”
她们有时也会应邀去曼哈顿或者皇后区的小型音乐厅演出。在一群大学生社团和职业音乐人之间，她们是少有的高中生乐队，但不论台上还是台下都没有人敢小瞧她们。起初有人只知道那位声音肖似4 Non Blondes主唱的吉他手，然而但凡真正听过她们的歌的人都不会对其中任何一人产生面目模糊的印象。
贝斯手很灵，她时常带着一种对旧纽约的离思与怀想，总会在人始料不及之处杀出一道有些刺耳的离调，令听者别过耳去，像在躲一剂输液时的针扎。
那个雀蓝色头发的键盘手是这支乐队的灵魂。她写的歌曾经被三流听众总结为“有一种女摇滚创作者特殊的非主流味道”。那时正好轮到一段键盘solo，台上听到这句话的她直接停了下来，将这段solo变成了一段极为漫长的空白。台上的四个人齐刷刷地盯着那名观众看，引得不知情的人也看向那名观众，全场人就这样瞅着他看足了八个八拍。然后键盘手笑了一声，用指甲刮出滑音，进入了一段和之前演奏完全不同的和弦——她们中断了原本的表演，在键盘手的提示下临时创作了一首《老娘就是主流》作为回应。
至于鼓手，没有人会忘记那个鼓手。曼哈顿东村的韦伯斯特音乐厅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打击乐比赛，有人伸长了脖子翻出历届参赛选手名册，认为腕带乐队的那位鼓手必在其中留下过姓名，却总是空手而归。有人观察过她的双跳连击，许多鼓手曾被诟病为了追求速度利用巧劲而造成重音不匀，但她的击打纯熟又平衡，漂亮且干净，而且看起来她从来不会累……“她的鼓点会让我想到蜘蛛侠降临的那个夜晚的暴雨”，有人看得出了神，“鼓手的每个细胞都在呐喊，但她没喊，是她的鼓在替她喊。”
她们的歌在叹息，像水底的人呛出最后一口氧气，她们吐舌，像尝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后不习惯地想要洗净舌苔，她们尖叫，一如暴女运动时期的地下演奏者们拔腿狂奔奔走三十年奔上了现在的舞台。
台下离她们最近的那一排，伸出双手律动时几乎能碰到琴弦上飞舞的腕带。有些人也读过关于腕带的报道，或许会疑心那篇报道的作者是否也曾被她们的音乐启迪，还是说她们在读过报道后欣然拾起了这些理想，又或是这是一场不谋而合的殊途同归。
唯独琼在私下相处时变沉默了一些。这种沉默并非显而易见，键盘手和贝斯手似乎习惯于琼这种状态，将它称之为“季节病”——“许多纬度偏高地区的人在进入冬季时都会陷入的低落状态，毕竟日照变短了，低温又会持续消耗身体的热量。况且她是老家在热带地区的拉美裔呀，反应会更剧烈一些，去年这时候她也这幅鬼样子，但骄傲月的时候她就好了。”面对格温在即兴排练的闲谈里的疑问，斯图尔特这样解释。
“哦。”格温若有所思地点头，在她的作曲笔记本上勾了两笔，将前一天谱好的那段旋律命名为了《季节病》，打算在冬天过去后作为礼物唱给她听。这个纽约的骄傲月在4月中旬，和大部分宇宙的纽约有些偏差，但即便生活不太好过，人们依旧将pride parade坚持了下来，一些议程并没有因为另一些危机更为紧迫而被弃之一旁。
琼似乎默认了斯图尔特的这种解读，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朵有些萎靡的热带花。她盯着格温写字时晃动的手腕，玫粉色的荧光在衣袖下若隐若现：“你不表演的时候也一直戴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