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休息了几天，朱媺娖罕见的得到了自甲申以后难得的安宁时光。不需要思考什么未来什么明清局势什么四川乱局，仿佛那些纷扰一扫而空，但事实总是无法逃避的，她还是要爬起来，面对那些腥风血雨。
李来亨会派人来确定朱媺娖的情况，朱媺娖把他和曾英赶去收拢四川的败兵，而她自己也要跟着西营转移，这也是所谓的“亲送你们去遵义”。
遵义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大部队的转移并非那么容易，而且西营的势力也从未深入到贵州一境，难免会遇到南明势力的阻隔。
不过朱媺娖本人还是管用的，靠着一路刷脸——虽然整个贵州没有认识的——刷身份，他们还是转移到了遵义。
这个时间的孙可望没有能力独揽大权，而朱媺娖也不想让他独揽大权。于是当孙可望小心翼翼提出当以自己为首的时候，并希望得到朱媺娖支持的时候，朱媺娖反问他西营是否皆同意之时，孙可望诺诺不敢言。
至少李定国是不同意孙可望为先，所以面对西营何人为首这个问题的时候，朱媺娖还是抛出了“四将军共坐”这一体制，不过是将“暂代云贵总督”给了孙可望，另外几位挂了将军印作为安抚。这个结果赢得了西营大部分的同意，朱媺娖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朱媺娖就不能再送他们了，据说吕大器赶来了，她必须赶回去处理四川的乱局。
“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朱媺娖看着亲自来送别的西营四子，细细叮嘱到：“我写给沐国公的书信就麻烦你们去送了，现如今这个情况，我相信沐国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她当着这四位的面亲手写下给沐国公的书信，里面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他们四位都清清楚楚，接着盖下自己的私印，还专门安排来自云南的赵印选来说明情况。
“我等自当尽心竭力为殿下分忧。”他们口里虽然说着让朱媺娖放心的话，但她就没有半点放心的意思，她不清楚云南是否会如同历史一样降后打着明朝的旗号再次起兵，而她别无他法。
“我所担心的从来不是这些。”朱媺娖深深凝望着面前躬身下拜的西营四子，“答应我一件事。”朱媺娖突然伸出手一个个握住艾能奇、刘文秀的手又放下，再抓住李定国的手，侧过来去看向孙可望：“我只希望一件事。”
朱媺娖声泪俱下的深深俯首：“我只祈求一件事、云贵亦是我大明的百姓，还望各位手下留情，莫要屠城！”
朱媺娖当然记得刘文秀因屠武定而后悔，这说明屠城对于这些人来说和家常便饭差不多。为了遏制屠城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朱媺娖只能泪流满面的乞求他们，不要屠城。
“……殿下仁慈。”孙可望沉默一瞬，缓缓开口，接着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被朱媺娖握着的李定国看着泪流满面的公主，深吸一口气：“我等自然当牢记殿下教诲，以家国为重。”
“是，当以家国为重。”刘文秀接口到。
朱媺娖感动的抹抹眼泪，然后还是抓着李定国的手，还是面朝着孙可望，口中说着：“如今天下之所以有胡虏入侵之祸，总不过祸起萧墙之间，同室操戈。卿等本为弟兄，形如一体，当上下齐心，不可置团结于不顾，乃至于亲者痛仇者快。若我华夏齐心，顷刻之间便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诸位切切不可忘记我的话啊。”
这话看起来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朱媺娖为的是孙可望打李定国板子以后自己作为好人去安抚李定国，争取把李定国拉到这一边来。
当初白文选来请降请封的时候，朱媺娖顺水推舟除了张献忠之外还帮这四位请了伯爵，名号各自不变。
正如历史上西营入主云南昆明之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均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
孙可望虽然以年龄和资历居四人之首，但遵义确定四将军共坐后其他三人也都是军中大将，可以说与孙可望平起平坐。孙可望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借口李定国到演武场后即放炮升帅字旗不尊重自己，下令将李定国打了一顿军棍，以此立威。
此事在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真实性无疑，属《明季南略》的记载最为详细，如是写到：“是时四人并大，各领一军不相下，而艾能奇、李定国兵尤多。可望意欲并之，而兵独弱，恐不能得。先与王尚礼私议。尚礼曰：‘自然应尊大哥为主；但得定北师主无异议，无不从矣’。可望因嘱尚礼往说能奇曰：‘我等兵马虽多，号令不一；若不尊一人为主，恐难以约束。众议欲请公与平东议一人为主。’能奇曰：‘大哥有学问，我等不及，自当尊之。’尚礼复可望，遂传令四月初一日各营兵将同赴演武场尊可望为主。及是日，李定国先到营中，□放炮，将帅字旗扯起。可望与能奇等后至，可望遂问曰：‘我尚未至，谁升帅字旗？’众答曰：‘西府老爷先至，众将不知，照往日例，遂将旗升起。’可望曰：‘军中旧制：主将入营，方升帅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为主，应候我入营，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营，何升旗？目中明无我矣，我安能为众人主乎！’刘文秀曰：‘此西府一时之误，望大哥姑容！’可望愤不已，尚礼请责旗鼓官赎罪，可望亦不允。定国曰：‘我与汝兄弟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遂欲如是，异日可知矣！汝不做则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众人多方劝解可望登座发落，可望怒曰：‘必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定国怒曰：‘谁敢打我？’可望曰：‘定国不受杖，则军法不能行，异日何以约束诸将。’众力劝不已，定国喧哄愈甚。可望怒，欲上马去。白文选从定国后抱持之，曰：‘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矣！’于是王尚礼、冯双礼等同将定国按倒于地，特杖□之。杖至五十，定国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众乃为求免，遂舍之。是日，可望遂为诸将主，于是军中无敢不服者。是可望之能用其众在此，而定国之嫌隙亦由是成矣。是晚公会既散，可望私入定国室中，再三慰之曰：‘不如是，号令不行，众军皆叛，我等何能行！’从此四人虽并肩仍称兄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禀于可望。”（《明季南略》卷之十七）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但从此事中可以看出孙可望的野心。这对孙可望来说是机会，对朱媺娖来说也是机会。
刘宗敏东行，忠贞营事实上分裂，西营南下，四川重归明朝，朱媺娖不遗余力建设藩镇的同时，也在努力分化藩镇，如果一个藩镇团结一心，朱媺娖就要重新掂量掂量。以孙可望之内政、李定国之军事，二者合二为一，朱媺娖恐怕要看着他做宋武帝（刘裕）。这是明朝的不幸，也是华夏的幸运，可惜，这终究只是一对义兄弟，交水之战人心向背便能说明一切。
孙可望的内政能力在明末堪称和皇太极共称双雄，历史上遵义后，他主导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打出为在西南有巨大威望的沐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沐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也正是这个机会，孙可望展现了他灵活的手腕，民族大义和土地改革共行。
一方面，他用政治手段统战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势力，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三桂都在享受。
而军事上，他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为日后李定国两蹶名王埋下伏笔。
要知道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修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6万人，北线出动4万人，云贵的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一直被朱媺娖所羡慕，哪怕是明知他野心勃勃，也不肯放弃。
由于李定国、刘文秀二人在史书上基本是纯粹的军人形象，可以说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就是孙可望的，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保障，是明军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不敢说能成为明太祖一样匡扶天下，再造华夏的绝世英豪，但看起来成为刘裕、陈霸先之类的天下枭雄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而，永历六年北伐之后，孙可望的人生就如自由落体一般，兄弟阋墙 、内外离心、众叛亲离，从一代枭雄向着大汉奸急速坠落，最终为抗清事业在政治上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
首先是西营三子（艾能奇历史上死于云南战事，没活到出兵）内部间的关系破裂，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
这其中有明朝的挑拨离间，永历在李定国桂林大捷后向李定国单独派出的特使对孙李交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叫你二龙不得相见），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因。
西营其实和曾经的后金有些许相似之处，无论是“四大贝勒”还是“四将军共坐”，擅长内政的孙可望和皇太极，在其中起和缓作用的代善和刘文秀。但问题在于一切政治努力还是要用军事来做分晓，军事的胜利才能带来政治上的前途。
孙可望并非无能之辈，他的履历也是十分光辉，观遍西营在川战绩，孙可望并非是不通兵法，相反他正是凭借了相比义弟和其他将领们更大的军功才得以上位成为大西的第二号人物。在四川时期，是孙可望是罕见的几乎保持全胜记录的武将，也是唯一因战功而地位上升的高级将领；其战绩明显好于屡战屡败的张献忠、刘文秀、艾能奇和大西军其他将领，可能也好于李定国，不然他也不可能会成为西营之首（李定国三万打贺珍三千，败了……）。
但最重要的一战他没有打好，败在了岔路口，败给了在大清国属于二线将领的贝勒屯齐，跟在衡州绝境之中反败为胜击杀理政王尼堪的李定国形成鲜明对比，从此在南明政局中一步步陷入被动，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
他曾召李定国会师，但在刘文秀之子刘震的提醒下李定国并未会师（有人说孙可望要除掉李定国），其中未必是要除掉他（这件事很复杂说不清楚），但战后将北伐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定国，最终导致二人关系不可挽回，也彻底失去了一员极为优秀的将领和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
对刘文秀，先借助保宁之败彻底剥夺他的兵权，也导致后续岔路口之战缺了一员参谋，后续不得不起复刘，但两人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
同时，他和原明朝官吏的关系也彻底恶化，尤其是迎接永历到安龙后，这位天下各拥明势力公认的正牌天子，本该发挥出如历史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然而由于封秦王风波等原因，以及迷信”二龙不相见“等谚语，他既不愿意给与永历名义上的尊崇，又不想完全接到贵阳彻底控制，结果就是永历本人本是随遇而安的性格，他当傀儡早就习惯了，却为了求生不断联络各势力发衣带诏。
汉家当然不一定要姓朱的当皇帝，但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明朝或者说永历朝廷是各路反清势力的最大公约数。孙连大西军内部都整合不了，却要搞掉永历这个旗帜，失败是必然的。
孙可望称帝不仅是李定国和刘文秀不服，被孙可望收编的马进忠、马宝等旧南明军不服，被文安之控制的夔东军、东南郑家更不会服，真以为明朝无人了吗？
最终，失去了得力将领的信任，他既不能如刘裕一般靠建立功业树立威信夺取政权；与名义上的朝廷关系恶化又不能完全控制，使他也很难像操莽一样走正规禅让途径；最终的选择只有靠玩弄不入流的政治手腕，比如制造祥瑞，发动亲信劝进，乃至大肆封赏部下伺机夺取政权，到了这个地步，结果不言明说。不仅如此，由于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都在如何篡夺政权上，实际上轻慢了复明事业，许多军队又落到缺衣少食的地步。此时在广东屡败屡战，两撅名王的大英雄李定国率师迎驾后，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可即使如此，他依然未尝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永历等人也不愿在清军强敌环绕之际再打内战，还是希望哪怕暂时维持和谐也好，为此还做了不少修复关系的举动。而孙可望却悍然挑起内战，发动内战也就罢了，飞龙骑脸都能被反杀……
诚然，如顾诚所言，内战由于孙军快速崩溃，并未造成极为严重的军事后果，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极为恶劣。孙可望发起内战及出逃，向清廷清晰传达了明朝内部不稳，政治混乱的信号，这一局势下，不仅丧失信心的洪承畴重新精神抖擞，在汉中观望形势，几度拒绝攻打四川的吴三桂也力主出兵。明朝基本没什么喘息时间就赢来了清军主力的围攻，不仅如此，在内政上由于孙可望长期执掌中央政权，其旧部依然遍布整个永历政权，指望李定国能在短期内理顺朝局本就不现实，面对孙可望背靠清廷的招降草木皆兵、举措失当也是可以预见的。孙可望本人虽未前往战场，但将部分亲信派往军中作向导，后续战争中清军几乎轻易绕开了明军布防的不少天险很难说于此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话可说。无论是英雄、枭雄还是奸雄，只要有一个“雄”字，就要有自己的底线。晋安之乱时，面对卢循十万大军，刘裕手上不过五千余人，众将纷纷劝他避其锋芒，而刘裕之后的话，则为“雄”到底该是什么样，做了充分的注解：“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不成功便成仁！
同样，这段话也可以留给历史上的李自成，远窜于草间求活，是求不来活的，李自成的人生结局，就成了被农民打死的可笑，甚至不如轰轰烈烈死在抗清的战场上。
所以刘裕成了宋武帝，孙可望成了所谓的“义王”，说出“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他最后的历史作用，就是证明李定国的正确，证明他确实不是开国之君这个料，证明“可望之肉足可食乎”。
（一些大佬说的真好啊！孙可望就是“卿本佳人，奈何为贼”的这么一个玩意。）
李来亨会派人来确定朱媺娖的情况，朱媺娖把他和曾英赶去收拢四川的败兵，而她自己也要跟着西营转移，这也是所谓的“亲送你们去遵义”。
遵义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大部队的转移并非那么容易，而且西营的势力也从未深入到贵州一境，难免会遇到南明势力的阻隔。
不过朱媺娖本人还是管用的，靠着一路刷脸——虽然整个贵州没有认识的——刷身份，他们还是转移到了遵义。
这个时间的孙可望没有能力独揽大权，而朱媺娖也不想让他独揽大权。于是当孙可望小心翼翼提出当以自己为首的时候，并希望得到朱媺娖支持的时候，朱媺娖反问他西营是否皆同意之时，孙可望诺诺不敢言。
至少李定国是不同意孙可望为先，所以面对西营何人为首这个问题的时候，朱媺娖还是抛出了“四将军共坐”这一体制，不过是将“暂代云贵总督”给了孙可望，另外几位挂了将军印作为安抚。这个结果赢得了西营大部分的同意，朱媺娖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朱媺娖就不能再送他们了，据说吕大器赶来了，她必须赶回去处理四川的乱局。
“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朱媺娖看着亲自来送别的西营四子，细细叮嘱到：“我写给沐国公的书信就麻烦你们去送了，现如今这个情况，我相信沐国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她当着这四位的面亲手写下给沐国公的书信，里面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他们四位都清清楚楚，接着盖下自己的私印，还专门安排来自云南的赵印选来说明情况。
“我等自当尽心竭力为殿下分忧。”他们口里虽然说着让朱媺娖放心的话，但她就没有半点放心的意思，她不清楚云南是否会如同历史一样降后打着明朝的旗号再次起兵，而她别无他法。
“我所担心的从来不是这些。”朱媺娖深深凝望着面前躬身下拜的西营四子，“答应我一件事。”朱媺娖突然伸出手一个个握住艾能奇、刘文秀的手又放下，再抓住李定国的手，侧过来去看向孙可望：“我只希望一件事。”
朱媺娖声泪俱下的深深俯首：“我只祈求一件事、云贵亦是我大明的百姓，还望各位手下留情，莫要屠城！”
朱媺娖当然记得刘文秀因屠武定而后悔，这说明屠城对于这些人来说和家常便饭差不多。为了遏制屠城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朱媺娖只能泪流满面的乞求他们，不要屠城。
“……殿下仁慈。”孙可望沉默一瞬，缓缓开口，接着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被朱媺娖握着的李定国看着泪流满面的公主，深吸一口气：“我等自然当牢记殿下教诲，以家国为重。”
“是，当以家国为重。”刘文秀接口到。
朱媺娖感动的抹抹眼泪，然后还是抓着李定国的手，还是面朝着孙可望，口中说着：“如今天下之所以有胡虏入侵之祸，总不过祸起萧墙之间，同室操戈。卿等本为弟兄，形如一体，当上下齐心，不可置团结于不顾，乃至于亲者痛仇者快。若我华夏齐心，顷刻之间便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诸位切切不可忘记我的话啊。”
这话看起来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朱媺娖为的是孙可望打李定国板子以后自己作为好人去安抚李定国，争取把李定国拉到这一边来。
当初白文选来请降请封的时候，朱媺娖顺水推舟除了张献忠之外还帮这四位请了伯爵，名号各自不变。
正如历史上西营入主云南昆明之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均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
孙可望虽然以年龄和资历居四人之首，但遵义确定四将军共坐后其他三人也都是军中大将，可以说与孙可望平起平坐。孙可望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借口李定国到演武场后即放炮升帅字旗不尊重自己，下令将李定国打了一顿军棍，以此立威。
此事在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真实性无疑，属《明季南略》的记载最为详细，如是写到：“是时四人并大，各领一军不相下，而艾能奇、李定国兵尤多。可望意欲并之，而兵独弱，恐不能得。先与王尚礼私议。尚礼曰：‘自然应尊大哥为主；但得定北师主无异议，无不从矣’。可望因嘱尚礼往说能奇曰：‘我等兵马虽多，号令不一；若不尊一人为主，恐难以约束。众议欲请公与平东议一人为主。’能奇曰：‘大哥有学问，我等不及，自当尊之。’尚礼复可望，遂传令四月初一日各营兵将同赴演武场尊可望为主。及是日，李定国先到营中，□放炮，将帅字旗扯起。可望与能奇等后至，可望遂问曰：‘我尚未至，谁升帅字旗？’众答曰：‘西府老爷先至，众将不知，照往日例，遂将旗升起。’可望曰：‘军中旧制：主将入营，方升帅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为主，应候我入营，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营，何升旗？目中明无我矣，我安能为众人主乎！’刘文秀曰：‘此西府一时之误，望大哥姑容！’可望愤不已，尚礼请责旗鼓官赎罪，可望亦不允。定国曰：‘我与汝兄弟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遂欲如是，异日可知矣！汝不做则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众人多方劝解可望登座发落，可望怒曰：‘必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定国怒曰：‘谁敢打我？’可望曰：‘定国不受杖，则军法不能行，异日何以约束诸将。’众力劝不已，定国喧哄愈甚。可望怒，欲上马去。白文选从定国后抱持之，曰：‘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矣！’于是王尚礼、冯双礼等同将定国按倒于地，特杖□之。杖至五十，定国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众乃为求免，遂舍之。是日，可望遂为诸将主，于是军中无敢不服者。是可望之能用其众在此，而定国之嫌隙亦由是成矣。是晚公会既散，可望私入定国室中，再三慰之曰：‘不如是，号令不行，众军皆叛，我等何能行！’从此四人虽并肩仍称兄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禀于可望。”（《明季南略》卷之十七）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但从此事中可以看出孙可望的野心。这对孙可望来说是机会，对朱媺娖来说也是机会。
刘宗敏东行，忠贞营事实上分裂，西营南下，四川重归明朝，朱媺娖不遗余力建设藩镇的同时，也在努力分化藩镇，如果一个藩镇团结一心，朱媺娖就要重新掂量掂量。以孙可望之内政、李定国之军事，二者合二为一，朱媺娖恐怕要看着他做宋武帝（刘裕）。这是明朝的不幸，也是华夏的幸运，可惜，这终究只是一对义兄弟，交水之战人心向背便能说明一切。
孙可望的内政能力在明末堪称和皇太极共称双雄，历史上遵义后，他主导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打出为在西南有巨大威望的沐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沐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也正是这个机会，孙可望展现了他灵活的手腕，民族大义和土地改革共行。
一方面，他用政治手段统战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势力，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三桂都在享受。
而军事上，他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为日后李定国两蹶名王埋下伏笔。
要知道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修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6万人，北线出动4万人，云贵的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一直被朱媺娖所羡慕，哪怕是明知他野心勃勃，也不肯放弃。
由于李定国、刘文秀二人在史书上基本是纯粹的军人形象，可以说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就是孙可望的，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保障，是明军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不敢说能成为明太祖一样匡扶天下，再造华夏的绝世英豪，但看起来成为刘裕、陈霸先之类的天下枭雄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而，永历六年北伐之后，孙可望的人生就如自由落体一般，兄弟阋墙 、内外离心、众叛亲离，从一代枭雄向着大汉奸急速坠落，最终为抗清事业在政治上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
首先是西营三子（艾能奇历史上死于云南战事，没活到出兵）内部间的关系破裂，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
这其中有明朝的挑拨离间，永历在李定国桂林大捷后向李定国单独派出的特使对孙李交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叫你二龙不得相见），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因。
西营其实和曾经的后金有些许相似之处，无论是“四大贝勒”还是“四将军共坐”，擅长内政的孙可望和皇太极，在其中起和缓作用的代善和刘文秀。但问题在于一切政治努力还是要用军事来做分晓，军事的胜利才能带来政治上的前途。
孙可望并非无能之辈，他的履历也是十分光辉，观遍西营在川战绩，孙可望并非是不通兵法，相反他正是凭借了相比义弟和其他将领们更大的军功才得以上位成为大西的第二号人物。在四川时期，是孙可望是罕见的几乎保持全胜记录的武将，也是唯一因战功而地位上升的高级将领；其战绩明显好于屡战屡败的张献忠、刘文秀、艾能奇和大西军其他将领，可能也好于李定国，不然他也不可能会成为西营之首（李定国三万打贺珍三千，败了……）。
但最重要的一战他没有打好，败在了岔路口，败给了在大清国属于二线将领的贝勒屯齐，跟在衡州绝境之中反败为胜击杀理政王尼堪的李定国形成鲜明对比，从此在南明政局中一步步陷入被动，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
他曾召李定国会师，但在刘文秀之子刘震的提醒下李定国并未会师（有人说孙可望要除掉李定国），其中未必是要除掉他（这件事很复杂说不清楚），但战后将北伐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定国，最终导致二人关系不可挽回，也彻底失去了一员极为优秀的将领和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
对刘文秀，先借助保宁之败彻底剥夺他的兵权，也导致后续岔路口之战缺了一员参谋，后续不得不起复刘，但两人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
同时，他和原明朝官吏的关系也彻底恶化，尤其是迎接永历到安龙后，这位天下各拥明势力公认的正牌天子，本该发挥出如历史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然而由于封秦王风波等原因，以及迷信”二龙不相见“等谚语，他既不愿意给与永历名义上的尊崇，又不想完全接到贵阳彻底控制，结果就是永历本人本是随遇而安的性格，他当傀儡早就习惯了，却为了求生不断联络各势力发衣带诏。
汉家当然不一定要姓朱的当皇帝，但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明朝或者说永历朝廷是各路反清势力的最大公约数。孙连大西军内部都整合不了，却要搞掉永历这个旗帜，失败是必然的。
孙可望称帝不仅是李定国和刘文秀不服，被孙可望收编的马进忠、马宝等旧南明军不服，被文安之控制的夔东军、东南郑家更不会服，真以为明朝无人了吗？
最终，失去了得力将领的信任，他既不能如刘裕一般靠建立功业树立威信夺取政权；与名义上的朝廷关系恶化又不能完全控制，使他也很难像操莽一样走正规禅让途径；最终的选择只有靠玩弄不入流的政治手腕，比如制造祥瑞，发动亲信劝进，乃至大肆封赏部下伺机夺取政权，到了这个地步，结果不言明说。不仅如此，由于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都在如何篡夺政权上，实际上轻慢了复明事业，许多军队又落到缺衣少食的地步。此时在广东屡败屡战，两撅名王的大英雄李定国率师迎驾后，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可即使如此，他依然未尝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永历等人也不愿在清军强敌环绕之际再打内战，还是希望哪怕暂时维持和谐也好，为此还做了不少修复关系的举动。而孙可望却悍然挑起内战，发动内战也就罢了，飞龙骑脸都能被反杀……
诚然，如顾诚所言，内战由于孙军快速崩溃，并未造成极为严重的军事后果，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极为恶劣。孙可望发起内战及出逃，向清廷清晰传达了明朝内部不稳，政治混乱的信号，这一局势下，不仅丧失信心的洪承畴重新精神抖擞，在汉中观望形势，几度拒绝攻打四川的吴三桂也力主出兵。明朝基本没什么喘息时间就赢来了清军主力的围攻，不仅如此，在内政上由于孙可望长期执掌中央政权，其旧部依然遍布整个永历政权，指望李定国能在短期内理顺朝局本就不现实，面对孙可望背靠清廷的招降草木皆兵、举措失当也是可以预见的。孙可望本人虽未前往战场，但将部分亲信派往军中作向导，后续战争中清军几乎轻易绕开了明军布防的不少天险很难说于此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话可说。无论是英雄、枭雄还是奸雄，只要有一个“雄”字，就要有自己的底线。晋安之乱时，面对卢循十万大军，刘裕手上不过五千余人，众将纷纷劝他避其锋芒，而刘裕之后的话，则为“雄”到底该是什么样，做了充分的注解：“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不成功便成仁！
同样，这段话也可以留给历史上的李自成，远窜于草间求活，是求不来活的，李自成的人生结局，就成了被农民打死的可笑，甚至不如轰轰烈烈死在抗清的战场上。
所以刘裕成了宋武帝，孙可望成了所谓的“义王”，说出“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他最后的历史作用，就是证明李定国的正确，证明他确实不是开国之君这个料，证明“可望之肉足可食乎”。
（一些大佬说的真好啊！孙可望就是“卿本佳人，奈何为贼”的这么一个玩意。）